江丰在哪里(榆木川在哪里)
明朝十六帝,没有死在京师,而是客死他乡的只有一人,即明成祖朱棣。朱棣客死的地方叫榆木川(今内蒙古海拉尔),故称“榆木川之变”。
从史料记载看,朱棣不是暴死,而是一天天病死的,有一个过程。作为大明帝国的主宰者,朱棣记挂的事情很多,牵挂的人也很多,故临终前心事重重,说了不少话,也对后事做了交代。在这些话中,有一句话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很值得玩味,“北征……还至榆木川,帝不豫,顾左右曰:夏原吉爱我”。
这一句话,见于《明史·夏原吉传》。夏原吉是谁?朱棣临终前,为何说“夏原吉爱我”?二人究竟什么关系?
夏原吉是明初杰出的政治人物,历事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朱棣时官至户部尚书,执掌户部二十余年,是大明帝国的财务总管。
把帝国的“钱袋子”交给夏原吉,足见朱棣对夏原吉非常信赖。事实上,夏原吉干得非常出色,特别实在“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三件花费惊人的大事上,统筹安排,精打细算,“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明史·夏原吉传》),可谓兢兢业业,履职尽责。
迁都北京后,朱棣几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北征鞑靼上面,且不顾疾病,不辞劳苦,几次御驾亲征。之前,很多官员、近臣、医官劝朱棣不要兴兵,理由五花八门,有的说将士疲惫,有的说龙体欠安,有的说军饷不足。
出于对帝国和军民的关爱,也出于对朱棣的关爱,夏原吉也加入了劝谏行列。作为户部尚书,夏原吉深知,征安南、下西洋、建新都三件大事之后,国库空虚,军民疲惫,不宜再穷兵黩武,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作为心腹重臣,夏原吉也知道朱棣身体不好,常年风湿病痛,不宜远征,以防发生不测。
因为考虑比较全面,夏原吉的劝谏应该说是极有说服力,“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明史·夏原吉传》)。然而,朱棣北征心意已决,不但不听夏原吉的劝说,反而震怒之下免了他的官职,抄了他的家,将其下狱。
一腔热血,一颗忠心,换来横祸,夏原吉够冤的。事后,朱棣两次御驾亲征,“明年北征,以粮尽引还。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明史·夏原吉传》),两次无功而返。北征期间,朱棣因“出塞已久,人马俱劳,虏地旱寒”(《明太宗实录》),最终病倒在班师途中,后历“榆木川之变”而崩。
人,在经历挫折后才明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道理。作为皇帝,朱棣也不例外。在最后的日子里,朱棣幡然醒悟,临终前才明白夏原吉劝谏时的良苦用心,但悔之晚矣,于是说出“夏原吉爱我”的话来。
朱棣临终前说“夏原吉爱我”,应该有两层意思。其一,朱棣嘴上没说,但心里已经认错了;其二,朱棣留下这句话,就是为夏原吉平反。
朱棣驾崩的消息传到北京,太子朱高炽“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狱,与议丧礼”(《明史·夏原吉传》)。
夏原吉官复原职,朱高炽仍觉得对不住他,进少保,兼太子少傅,食三禄。夏原吉坚决不接受,最后只接受了二禄。鉴于夏原吉是魏征似的谏臣,朱高炽送了他一块四字银章——绳愆纠缪,赐予他纠正皇帝执政错误的特权。
朱棣雄才大略,这无可厚非,但凡事应该量力而行,不能由着性子。夏原吉作为臣工,作为心腹,已经冒着被免职、被抄家,甚至被砍头的风险,在劝阻朱棣北征的问题上尽了最大努力,但无法拉回朱棣任性刚愎的决心。朱棣与夏原吉只是君臣关系,但夏原吉对朱棣是关爱的,这种爱叫作“忠君爱国”。(刘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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