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我国清末民初政治经济形势、社会矛盾、社会思潮、留学教育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

十九世纪末叶，盘踞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已濒临崩溃，政治无比腐败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当时正如孙中山所说，清王朝反动统治“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日蹙，国势危机，发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

各地反抗此起彼伏，终于导致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并未给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摧毁性打击，革命果实反倒被反动军阀所篡夺，中国人民仍受着压迫和奴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结成反动同盟，一个叫嚷“用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个大搞尊孔复古，加紧了对人民的思想钳制。

加之各派军阀称帝，复辟、争战，一幕闹剧接着一幕闹剧，搞得中国内忧外患，山河破碎。中国前途何在?救国真理何在?成了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不得不深思的问题。大批有志救国的青年，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和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追求新思想，渴望冲破封建束缚，到国外去寻求救国真理。

反动的政治是落后的经济的反映。

一九〇一年，在八国联军高压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不但使清政府国库耗尽，上下交困，而且由于它把债务转嫁到人民头上，致使各业凋敝，民不聊生。到处哀鸿遍野，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

北洋军阀执政后，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国民经济，仍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反动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靠借外债度日(如一九一四年多达七十五亿美元)。为此，不惜把中国的经济命脉出卖给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加之当时江南各省连年发生水、旱、虫灾，就更加深了这一危机。

经济危机直接殃及了教育。反动军阀政府根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办学校。所以，当时中国的教育，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很落后的。

到一九一五年，全国只有中学八百多所，仅能容纳学生八万七千多人。师范、职业学校三百零几所，仅能容纳学生三万七千多人。大学只有十所，只能容纳四千人。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实在少得可怜。而且教学内容陈腐，学生无一技之长，很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不仅如此，反动军阀还肆意摧残教育。这方面，湖南的事例很典型。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当军事要冲，深受其害。反动恶棍张敬尧进入湖南后，军队立即占据了长沙各校。第一师范，学生四百多人，只剩下教室三间、寝室两栋。其校志记载：

“校中驻军队，(校舍)均被占据”，“经费概未发给。"反动军队不仅占据校舍，而且损坏器具，侮辱打骂师生。更有甚者，一九一八年秋开学几个月后，张敬尧还不发教育经费，到年底时，许多学校借贷一空，以至断炊。所以，到一九一九年，“长沙各校校长被迫离开湖南”，“事实上各校均已停教”当时教育界之境遇可见一斑。

财政吃紧，教育不振，求学就业成了突出的问题。有人曾做过调查。

一九一五年，江苏省升学者只占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一六年占百分之三十九。一九一七年毕业四千九百八十三人，收容于各中等学校者不及四分之一。就全国而言，中学毕业生能升学者不及十分之一，小学毕业生能升学者不及二十分之一。非但普通学校如此，就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也十有六、七找不到工作。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回国后也会受到失业的威胁。

一九一六年从北京回国的留学生有四分之一失业。这种状况，引起了广大青年的极大不满。落后的经济，衰败的教育已满足不了广大青年求学就业的要求，所以纷纷从留学上寻找门路。

我国的留学教育开始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震于西方殖民者的“船坚炮利”，迫于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洋务派便派人出国学洋务，开始了我国留学的历史。当时主要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武备、驾驶、制造之类的“西艺"。

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为了推行新政，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特别重视教育，主张废科举，兴新学，发展留学教育。受当时世界形势的感染，不仅大批青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对新思想敏感的人争着出国留学，就是清政府也为了让那些“见闻不广...于各国疆域、政治、文学、武备茫然不知”的贵族大臣们长长见识而让他们出国“游学”。

留学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为了培养他们需要的买办和洋奴，也极力吸引留学生客观上使留学规模更加扩大。这时的留学已从偏重于学“西艺”转为偏重于学以社会科学为内容的“西政”。

当时的留学教育有着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大权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里，派出去的多是达官贵肖子弟，他们出去多是为了“镀金”，作为进身仕途的阶梯。真正在国外刻苦学习，探求救国真理，参加革命活动的青年，则受到压制。反动政府常以“经费不济”为由，“择其不合己意者，裁其公费"留学欧美日本的就被裁数百人。

但“有志之士，不为是屈，则毅然自助”，在留日，留美学生中先后出现了俭学或半工半读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的发生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二、“俭学风”与“留法俭学会”

一九〇一年，李石曾、夏坚仲、张静江等人官费赴法留学。行前，李石曾在上海会晤了志同道合的吴稚晖。老于世故的吴稚晖，深知国库空虚，腐朽的清政府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补贴留学生，便告诫李石曾，到法国后，要“注意于苦学”，以期广于介绍”。

一九〇三年，吴稚晖亲自与几名同学赴英苦学，并于一九〇七年来到法国与李石曾等人“试验节俭之生活。”同年，蔡元培与同学数人，自费赴德，实行俭学。在这些人的试验倡导下，留欧学界兴起一股“俭学风”。

“俭学风”兴起后，一九一二年二月，为“输世界文明于国内”，“造成新社会、新国民”。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

他们为该会确定的宗旨是：

“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

规定：

“自往留学者，或尽义务于本会者，无论男女少长，均得为本会会员”。回但要求会员“不嫖妓，不赌博，不吸烟，不饮酒，不为一切丧生耗财之事”。

该会实际上是一个“自由传达之机关，而非严密之组织”，“经费由同志筹集"，主要任务是负责向想要赴法俭学者做介绍和联络工作。会址设在北京船板胡同义兴局，会员一百五十多人。留法俭学会设备很简陋，只有一间办公室，室内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话机。

留法俭学会成立后，编印了《法兰西教育》一书，分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科学教育与文学教育、卫生教育与实业教育、美术教育与音乐教育、教育学与群学教育等章节，详细介绍了法国教育的情况。还发表了《留法俭学会公启》、《留法俭学会会约》、《答友人问留法俭学会书》等，宣传说，法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民智民气先进之国”，社会风气简朴、科学文化发达，如向西方学习，以留学法国为宜。具体办法是俭学，每年仅用费六百余元，是留学欧美费用的三分之一，以此为动员广大青年赴法俭学大造舆论。

留法俭学会还在北京设了留法预备学校。该校由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等人发起。齐如山主持校务。当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大力支持，把安定门内方家胡同路北顺天高等学堂辟为校址。

除华人教师外，法国人铎尔孟自愿担任教师。学校开设法文、中文、算术及应用知识(如公共卫生，泰西风俗等)四科。该校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正式开学。第一期就招来六十多人。如以后在学业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徐海帆、李书华、李宗侗、汪申、彭济群、郑毓秀等都是第一班的学生。

该校实行男女同校。为养成勤俭的习惯，“校中同学皆轮流值日，自操工作，除庖人以外，别无佣工”，该校规定以六个月为一学期，期末进行考核，及格者发给证书，定期赴法。每个学员可在校预备二年。

学校有严格的纪律，“注意改良气质，造成纯正的品格”。每月学费六元。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下旬，第一、二斑六十余人完成预备学业，取道西伯利亚赴法俭学。一九一三年六月三日，第三班完成预备学业，也取道西伯利亚赴法。同豪绅子弟相比，较为贫苦的青年成了留学生，在中国来说还是个创举。

当时报刊以“贫儿赴巴之壮游”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在社会上震动很大，有人甚至称他们是“远征探险队"。这二批俭学生到法国后，分别进了普通中学和实业学校俭学。当时留法俭学会发起人的计划是很宏大的。

据吴稚晖说：

“昨日与校中主持人齐如山先生闲谈，在发起人张静江、李石曾、汪精卫、褚重行先生之意：彼等在法国，希望于五年内，将有三千学生由俭学会西去。”

留法俭学会的工作，对推动赴法俭学活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影响下，四川由吴玉章，朱芾皇发起，成立了四川俭学会，在少城济川公学内也办了一所预备学校，方法与北京留法预备学校略同。上海由吴稚晖、张静江发起，成立了留英俭学会。

在留法俭学会的组织下，二年左右时间，先后有一百多人赴法俭学，十几家全家赴法“居家俭学”。但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留法预备学校作为新思潮的象征，遭到反动军阀的刁难。校舍被教育部收回，预备学校迁入四川会馆。后来“警役时至校巡察，各生皆退学，校遂停办”。留法俭学会的工作也因蔡元培、吴玉章等人流亡国外而陷于停顿状态。

三、“留法勤工俭学会”

最初，能赴法俭学的人，都是经济上较宽裕的人。对广大知识分子和贫苦青年来说，要到外国去留学，还只能“望洋兴叹”。因为虽然是俭学，费用也是不少的。有人做过概算，每年所需费用大致如下：

学费：一百八十法郎。

膳宿费：四百五十到四百七十法郎。

衣服、文具费：三百二十法郎。

休假费：二百二十八法郎”。

也就是说，一个俭学生每年需费用一千到一千二百法郎，折合当时的中国银元约六百多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家庭一年的生活费。因而一般人家是负担不起的。

一九〇九年，李石曾、齐竺山等人在巴黎创办了生产豆制食品的豆腐公司，从国内河北高阳县招来工人三十余人。考虑到这些华工，只念过小学和私塾，不懂法文，工艺知识也差，为了提高这些人的文化知识，进而提高劳动效率，李石曾便让他们白天做工，工余从事学习。

这样一来，华工们既赚得了经济收入，又提高了知识和工艺水平。后来法国地浃泊人造丝厂需要工人，由齐竺山以“劝工公司"名义，从国内招来工人四十八人，也搞白日做工，工余学习，二者皆行之有效，于是提出了“以工兼学”制度。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对此非常赞赏。他们亲自参观了地浃泊人造丝厂，赞扬华工“以工兼学”的做法，并撰写文章，在国内外刊物上加以介绍。声称“以工兼学”能使华工开阔眼界，赚得收人，受到教育，学到技术等八大好处。

“以工兼学"制的提倡，为那些家境贫寒而又想外出求学的人，提供了条件。使旅法工学的华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增加到了二百多人。

一九一四年，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总结多年的实践，把“俭学”和“以工兼学”二者结合起来，“按实定名”，正式提出了“勤工俭学”的口号，并于一九一五年六月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该会的宗旨是“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

该会的会员中，以工求学者为实行会员，赞成以工求学，欲为出力者为赞助会员。会员最多时达千余人。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对推动华工教育的开展和吸引一批农村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起了很大作用。“由此，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

一九一四年七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海道中阻，法国卷入战争，遣送俭学生工作遂告中断。在法国的俭学生则处于动荡之中。在受战争影响，“许多中国自费及留法俭学会学生，都收不到国内汇款，大起恐慌，群起向驻法公使胡维德请愿其设法接济。蔡元培与李石曾二人遂组织起西南维持会，对于未能收到国内汇款的学生临时予以接济，因得渡过难关"。

为解决生活和学习费用，这以后，不少俭学生开始到工厂做工或从事华工教育，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腐朽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根本判不明形势，无所适从。后来，英法等国在战争中损失较大，后方生产停顿，便要向我招募华工。一九一六年，大战胜败趋势已见分明，北洋军阀政府才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决定“明守中立，暗事参加”，“以工代兵”，协助协约国作战。

不久，应法国公使馆的请求，一九一六年二月，法国陆军上校陶履德以“农学博士”身份来华签署招工合同。决定在天津成立惠民公司，代为招募。

招工条件如下：

一、工价与法人平等；二、所招之工须选其有知识而无恶习者；三、招工之人不经手川资与工价；四、须设工人教育。规定华工在法工作期限为五年，每日工资五法郎。去时和满五年返回时，旅费由法方负责，同时给一定数量的家属费(但后来很多被惠民公司工作人员贪污中饱)。

招工合同于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四日批准，遂开始招募。仅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两年，从天津、香港、浦江、青岛等地赴法的华工，就有二十五批，三万一千多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陆续赴法的华工达十五万人。华工到法国后，分布到各地，绝大部分从事艰苦的战争勤务。

有的修路，有的运输粮食货物，有的在工厂制造枪炮，有的挖掘战壕，为法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二万多华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由于赴法华工过多，招工条件随之放宽，大批失学青年和文化水平很低的成年人被招募到法国。当时法国工厂生产、设备比较先进，要求工人有一定工艺水平。同时，大批华工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为写信、看报、记账、交往等，也深感有文化的必要。这样，经过华工的斗争，法方不得不根据招工合同的规定，对华工进行一定的教育。其教育以业余为主。

华工教育的开展，使在战火中险些夭折的俭学活动得到维持，并赋予了新的意义。广大华工，“以勤工之积储，为求学之资斧”，集工学于一身，使勤工俭学活动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得到了试验和推广。因此，可以说，华工教育的开展，对勤工俭学活动的发展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华法教育会

随着旅法华人日益增多，原留法勤工学会组织已不适应需要。在接待学生，安排住宿和介绍工作、联系人学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有个相应的机构，帮助办理。另外，大批华工来法，艰苦耐劳，做了大量工作，法国政府受益非浅，也急于和中国加强关系，推动勤工俭学活动的发展。

这样，经中法双方有关人士协商，筹组了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会址设在巴黎。根据对等原则，推举主要发起人欧乐(法)、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法)、汪精卫为副会长。裴纳、法露(法)、李石曾、李圣章为书记。宜士(法)、吴玉章为会计。

华法教育会成立后，存在时间较长，做了不少工作，一度成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总枢纽机关，介绍赴法，联系入厂人校、发放维持费等，都由它负责。但它毕竟是个官僚机构，主持人信仰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教育救国论，办事员办事无力，贪污行贿，所以在一九二〇年领导机构改组后，与勤工俭学生的矛盾日益加剧，在关键时刻，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完全投入了内外反动派的怀抱，给勤工俭学活动带来不少阻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局势转为相对稳定，国内革命气氛高涨。在这种形势下，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主持人，重又活跃起来，做了大量工作。这时，他们仍是从实业教育角度出发来提倡留法勤工俭学的。

由于他们的大力宣传，各界名流纷纷捐款资助，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很快就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各地纷纷成立华法教育会分会。原有的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也恢复了活动。

不到二年的时间，共派出二十批一千六百来人。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的，到全盛时，达到一千七、八百人。

赴法勤工俭学的人范围也很广泛：

从上表中我们可看出，赴法的人从学历上说，除大多数是中学生外，既有大学生，也有小学生。从职业上看，工农商学各界都有。从年龄上看，小的才十几岁(最小的一个才十一岁)，长者已年近或年过半百(其中有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当时五十四岁；教育家徐特立，当时四十二岁；王若飞的舅父黄济生，当时也四十多岁)。

此外还有二十多名女学生冲破封建礼教，投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正因为这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成了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之盛举”。

五、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形成热潮的原因

一九一九年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之所以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潮：

首先是五四时期工读思潮冲击的结果。

五四时期，随着“科学与民主”的提倡，西方新思想大量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分子大开眼界。在我国，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较晚。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时候，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世界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对中国来说，近百年来世界上流行过或开始流行的思想，如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团主义、实用主义等，在当时都是新鲜的东西。

五四运动前后，在“救国"、“改革”、“劳工神圣”这些日益高涨的口号声中，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泛劳动主义的“人人皆应劳动”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为思想基础，揉进空想社会主义(取其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为目标)、实用主义(取其学做合一的方法)、工团主义(以此联络组织)、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以此为目的)，形成一种工读思潮。这种思潮具体地提出了用工与读结合、学问与生计合一的办法，来消灭劳力与劳心的差别，进而改造社会的主张。改良主义的工读思潮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物。

工读思潮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泛劳动主义。泛劳动主义为俄国托尔斯泰所首创。他从人类的自然属性和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凡人皆不可不劳动"，“人欲得衣食，须要靠着自己勤劳，人人自劳而食(以此为根本)。”

工读思潮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互助论”由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提出。他剽窃社会有机论，用生物的规律来解释社会现象，标榜什么“互助”是人类进化的“要素”，历史唯心主义。

工读思潮形成后，很快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席卷开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都关心国家命运，怀着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急于救国救民。但在没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武装前，他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必然要经历曲折。当时，绝大部分青年是把“工读思潮”当做“救时良方”来欣然接受的。

一时间各种工读试验纷纷兴起，如成立工学会、工读互助团等。一批青年要到国外去试验，便投入了留法勤工俭学行列。当时正如周恩来所说：

“逾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者因以大增。”

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广泛传播前，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受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很深的。由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发起人信仰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他们把持和承办这一活动的机构以工读主义为信条加之初期赴法的勤工俭学生受其影响很深，所以，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前期不可避免地蒙上了浓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色彩。

另外，五四运动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之所以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潮，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传播，也是个重要原因。

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认识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于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后，立即敏锐地把目光转向了它所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但北洋军阀政府视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严加封锁。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到俄国去是不可能的。因此，能到靠近俄国的法国，成了革命青年向往的目标。

最先行动的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

湖南是受戊戌变法影响最深的一个省份，又靠近辛亥革命首义区，所以革命思想较为普及。五四运动前，这里革命形势日趋高涨。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织了以“革新学术，砥励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

学会成立后，便面临一个向外发展的问题。同年六月，毛泽东、蔡和森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向外发展问题。会上确定：“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

一九一八年八月中旬，毛泽东偕二十五名准备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北京。这时在北京的湖南青年已达四、五十人，为各省之最。

实际上，毛泽东、蔡和森已参与了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组织工作。为该活动在全国形成热潮，做出了贡献。这批湖南青年，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陆续赴法(毛泽东因国内工作需要未去)。

到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全盛时，湖南青年赴法人数达三百多人，占留法勤工俭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成了一支主力。这里面有大家熟知的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瓒、向警予、徐特立、蔡畅、李富春、何长工、肖三等人。

一九二〇年末，胸怀研究“世界新潮流”，从中找出“治本”办法，“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大志的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在这前后，一批革命青年，如四川的赵世炎、陈毅、邓小平、聂荣臻，贵州的王若飞，安徽的陈延年、陈乔年，江西的熊雄等，先后来到法国。大批革命青年投入留法勤工俭学行列，使这场活动增添了革命因素。

总之，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产生，是清末民初，北洋军阀政府时期财政吃紧，教育不振和广大爱国青年追求新思想及求学就业要求二者矛盾的产物，是旅法华工业余教育实践和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力试验提倡的结果。

后在五四时期工读思潮冲击下，在马克思主义胜利传播影响下，在全国形成一股热潮。五四运动前，它是改良主义性质的，属旧民主主义范畴，但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向国内传播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上，起了一定作用，并为以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别是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投入留法勤工俭学行列后，预示着这场活动将发生质的变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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