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荆绍福，来源： 茅古甸。转载前未经联系，如侵权私信即删。

1928年6月4日早晨5点23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被炸，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大帅府后，于当日上午9时左右死亡。因该事件发生在沈阳皇姑屯火车站附近，故被中国的史学家称之为“皇姑屯事件”；在日本，战前被日本的新闻媒体和史学家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战后被称之为“张作霖暴死事件”。

被炸毁的张作霖乘坐的第10节车厢

皇姑屯事件不仅震惊了当时的整个中国，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剧烈的反响。究竟是谁杀了张作霖，这是一个经常被人们翻出来讨论的话题，从日本人杀到蒋介石杀最终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苏联人杀的说法可谓众说纷纭。

一、炸死张作霖的凶手是谁

在爆炸发生后约30分钟，奉天交涉总署日本科科长关庚泽，就给日本驻奉天副领事河野打去电话，口头抗议说：“日本人在交叉点附近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河野不满地反问：“是否已有确实证据？”关庚泽不容置疑地说：“证据尚待核实，但系日本人所为则是确定无疑的。”6月4日早8时，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关庚泽会同日本总领事馆内田领事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双方的结论分歧很大。内田领事认为，这次事件“是南军便衣队投掷的炸弹”造成的，这里的“南军”指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关庚泽反驳说：“爆炸如此猛烈，绝非人力所能投掷”。

6月5日，奉天交涉署从奉天兵工厂选派两名苏联专家罗米托夫和达尔尼单独进行了调查，调查结论是：炸药是安放在日本守备队警戒的南满铁路桥上，而且整个炸药的埋设、引爆，都是由精通爆破技术等专门人员精心设计安排的。上述勘验报告，没有给出结论性意见，但事实却十分清楚，从中可推论出两点：其一，日方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二，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技能的炸车行动，具备这样条件和能力者也只能是日本关东军。奉天交涉署依据以上四方面事实，以及由事实推论出的结论，草拟了措辞得当的抗议，但这份公开抗议东北当局采取了隐忍对策，未能发出。

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后，综合了多方情报的汇总，认为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并且日本方面对此事的态度也是死不承认。事件发生后，关东军统一口径，声称是南方国民党便衣队干的。国民政府方面紧急辟谣，澄清没有这回事。最后张学良也只能不了了之，关于张作霖的死因真相再没有继续追查下去。

被炸毁的第11节车厢

1929年5月，《申报》编辑龚德柏撰写并出版了《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小册子。龚德柏虽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但他也是一位对日本问题有着精深研究的专家。他曾在日本留学，受聘于中日通讯社，任编辑。他专心研究日本，先后翻译、著有出版反映日本侵华作品、揭露日本侵华阴谋的多部著作。《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一书大约10万字，附带图片，共236页，由长城书局出版。

《申报》编辑龚德柏撰写的《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一书封面

这本小册子全面揭露了日本人的阴谋，指认谋杀张作霖的凶手是日本关东军，一经推出，便引起了轰动，世界各大媒体也争相报道。日本政府和关东军立即陷入了极为不利的被舆论谴责的境地。日本人“贼喊捉贼”的伎俩就这样被一位有爱国心的新闻工作者揭穿了。为此日本政府曾三次提出抗议，要求中国禁止此书的发行。但《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一书，直到1930年仍在继续发行。

1929年8月17日，日本驻辽宁总领事林久治郎为禁止发卖《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一书致辽宁交涉署长王镜寰的照会

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干的，但他们竟厚着脸皮硬是不承认。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人抢先公布所谓“事件真相”。6月4日上午10时30分，日本陆军省迫不及待地发表了一个声明：“有人对张作霖所坐的列车投掷了炸弹。由此，张作霖和吴俊升受轻伤，有几人伤亡。警备队即时枪击便衣队。但日军与中国军之间并未发生任何冲突”。

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代表的日本新闻媒体神秘地将其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指出“张作霖不堪蒋介石的北伐压力从北京返回满洲”，“很有可能在途中是被中国国民党的便衣队炸死的。”

6月5日，日本控制的《盛京时报》就发表了题为《便衣队爆炸张作霖氏专车 重要任务受伤不少》的报道，称张作霖专车被炸乃南军便衣队所为，将皇姑屯事件的肇事者推诿至国民革命军。

1928年6月5日《盛京时报》污称皇姑屯事件是南方便衣队所为

6月12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一个声明：“……4日凌晨3点钟左右，有3个形迹可疑的中国人想爬上满铁线的堤上。我监视兵走近问他们是谁，他们却要投炸弹。于是我士兵遂刺杀其中两个人，一个逃走。检查中国人的尸体结果，发现两颗炸弹和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私收，一封是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书信的断片。由这些，可以断定他们是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

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约见张作霖的日文秘书陶尚铭，虚伪地说道:“据关东军所得情报，炸车确系出自南方间谍之手，实为张作霖将军不幸。”

1928年6月7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认定肇事者是中国便衣队致奉天交涉署长高清和的照会

日本人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加上，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采取了隐忍不发的态度，日本人杀死张作霖的说法从张作霖死后就开始出现，但实际上最初并没有太多人接受日本人暗杀张作霖的说法，反而对日本关东军宣扬的蒋介石杀死张作霖的说法比较相信。根据相关记载，在张作霖列车爆炸的现场发现了两名刺客的尸体，而他们身上还有着写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字样的格言遗书。遗书中的这句话是当年孙中山勉励革命者的一句话，因此日本人断定两名已经身亡的刺客就是南京政府蒋介石派来的杀手。

皇姑屯事件现场被日本铁道守备兵杀害的“便衣队犯人”

更为重要的是张作霖遇害时正是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时期，北伐军此时已经占据了山东，而张作霖乘坐火车也是为了从华北撤退到东北，蒋介石派人刺杀张作霖不仅符合国民党前身同盟会的一贯作风，作案动机也是合情合理。1928年9月，日本在外务省内秘密成立了“张作霖炸死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由外务省、陆军省、关东厅三家共同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关东军的犯罪行为已毋容置疑。但军部陆军省军务局长杉山元、陆相白川义则、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等人强硬反对公开真相，皇姑屯事件在日本内部的追查不了了之，擅自行动的关东军并没有得到惩罚。

二、炸死张作霖的真相揭晓

皇姑屯事件真相18年后才初步揭开，23年后彻底弄清其来龙去脉。

1946年7月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传唤作为检方证人的日本陆军少将田中隆吉，他在法庭上证实：杀害张作霖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组织实施的。田中隆吉从1940年12月1日至1942年9月担任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局长，而兵务局担负着控制和监督整个陆军的军纪和风纪的重要职责。他在担任兵务局局长曾接触到这个问题。

被炸毁的三洞桥

田中隆吉证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担任兵务局长的田中隆吉在1942年1月看到了暗杀张作霖的报告，这一报告是东京宪兵队长峰少将奉陆军大臣的命令作出的。报告中说：杀害张作霖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的。这个事件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根据田中内阁早日解决满洲问题的方针，关东军承担着在锦州以西大辽河一带解除从北平和天津方向撤退的中国军队武装的任务，其目的是摆脱张作霖，建立一个从南京政府分离出来的以张学良为领导人的新国家。换言之，是创建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王道乐土，就是如“满洲国”那样后来出现的国家。

第三，1928年6月4日，从北平开出的列车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处爆炸，导致张作霖一命呜呼。这次爆炸由一些军官——从朝鲜开拔到沈阳的第20工兵联队的部分官兵和士兵所实施，有河本大佐以下十几个人。

第四，当时河本大佐参谋尾崎大尉曾计划，在遭到张作霖贴身卫队开火时，应立即集结部队加以回击。这一关东军部队的集结计划被关东军参谋长斋藤中将阻止。

第五，列车的组成被弄清楚了——由河本大佐派往北平和山海关的一个军官将列车上乘客的构成侦知得一清二楚。

第六，1935年在“满洲国”，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曾与河本大作谈过杀害张作霖一事，所谈内容即是以上几个方面。

田中隆吉揭露了皇姑屯事件真相后，盟军派人到山西要人，阎锡山不仅未予交出河本大作，且极力庇护，不仅使河本大作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也帮助改名为川端大二郎的河本大作逃避了中国国民政府军事法庭的审判。

炸死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河本大作

河本大作（1883——1955），日本兵库县人。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从军以后，一贯鼓吹用武力侵略中国。1926年至1929年，他担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1928年6月上旬导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1929年5月，河本大作被解职，编入预备役。1932年10月，他出任日本的“国策公司”——“满铁”的理事。1934年担任满洲煤矿公司理事长。1942年，河本大作出任日本在中国的另一家“国策公司”——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被中华民国政府接收，改名为“西北实业建设公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按照中国民国政府的指示，河本大作作为这家公司的“总顾问”，留下来继续运营这家公司。不用说，这是经过当时在山西掌政的“山西王”阎锡山同意的。1949年4月，河本大作被解放军俘虏，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1955年8月，河本大作病死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在押初期河本大作拒不认罪。为欺骗他人，推脱罪行，河本大作写过一个《关于张作霖谋杀事件之辩诉书》，狡辩“皇姑屯事件的发生，主要全系基于民间志士浪人之主倡而行之者”。之后对如何谋划与实施皇姑屯事件，河本大作又作了比较肤浅的交待。在侦讯人员教育帮助下，1953年4月才做了比较深入和详细的交待。交代作案经过和田中隆吉的证言比较一致。交待的内容主要有：

第一，河本大作在关东军任高级参谋时，曾以随员的身份，参加了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会议对根本解决满蒙问题作了决议：“满蒙问题虽然可以交张作霖解决，但他的军队过于庞大，多次进关消耗巨额军费，必然实行虐政，横征暴敛，有鉴于此，应乘其军队由关内败退满洲之机，解除其武装，以绝祸根。对于尾追前来满洲的南方派军队应坚决进行阻击。”1928年5月上旬，在北伐军的进攻下战败的奉军陆续撤回关外。为了解除奉军武装，将东北彻底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在没有得到奉敕命令情况下，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拟在关内暗杀张作霖，并派人员到北京、天津联系。关东军参谋部各参谋得知军司令官有暗杀张作霖的企图后，一致认为在北京、天津无法实行，决定自己干。于是，暗杀张作霖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了。河本大作狂妄地说：“我认为，只要打倒张作霖一个人，所谓奉天派的诸将，便会四散。”“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除此之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

第二，关于暗杀地点问题，河本大作等对照地图，一再研究。开始认为巨流河上的大铁桥很合适。于是派某工兵队中队长去侦察，结果发现奉军戒备森严，无隙可乘。而且，安装炸药最少也得一个星期，时间也不够。这个地点只得放弃。后经多方研究，得出满铁线和京奉线的交叉点最为安全的结论，因为满铁线在上面，京奉线在下面。日本人在那里活动，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同时，根据非法的南满铁路条约，中国军警是不能靠近南满铁路的。这就为他们布置埋设重磅炸药，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洞桥炸车现场

第三，关于暗杀方法问题，河本大作等精心策划。无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用炮弹袭击火车，一种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如果用第一种方法，马上就会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如果用第二种方法，也许能不留痕迹地达到目的。因而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法。

第四，关于现场布置及爆炸执行问题，他们选中了驻守当地的日本守备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东宫铁男上尉。并自朝鲜新义州调遣工兵一组，携带电气发火之500磅高爆炸药两箱，配属其作业。特派关东军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派工兵队长管野装置电流炸药；派东宫铁男专门负责控制电流。日本关东军派自朝鲜调遣来的工兵，在铁路交叉点上，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三洞桥炸车现场

第五，河本大作当即派竹下义晴和田中两参谋，赴京侦察张作霖的行期。他们二人借同北京武官处联络的名义，从事调查张作霖之列车编组及行车时刻。很快，竹下就来了密电，说张作霖已经决定出关，并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因此，河本大作便派出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武田丈夫、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等京奉铁路要地，命令他们切实监视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并及时报告他。

1946年田中隆吉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的证词和1953年河本大作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供述比较一致，河本大作供述的爆炸案的情报调研、炸车地点选择、爆破方法、爆炸效果，以及兵力配备、人员落实等，每一步和每一个细节，充分证明：炸死张作霖一案是由河本大作策划组织实施的。

河本大作在1953的供述中，一方面承认了他策划“皇姑屯事件”的阴谋，另一方面又以”我察知司令官的企图……，我认为……”等一连串的“我”来供述，最后说：“总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问题，其全部责任应归我担负”。河本大作这种说法是弥天大谎。当河本大作虽是谋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但真正的元凶，则是关东军的整个高层，特别是关东军司令官冈长太郎。而他们所有的暗杀阴谋都经过了日本最高当局反复酝酿策划，是他们阴谋侵略中国的一个步骤。他们炸死张作霖，企图借此占领整个东北。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东北的元老和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临危不乱，处置有方，才得以平稳地度过这个难关。

三、张作霖被炸75年后的谣传

2003年9月4日，俄罗斯普罗霍洛夫发表了一篇文章《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在这篇文章里他揭露了一个秘密：张作霖并不是日本人所害，而且他的死与日本人无关，他的死实际上是苏联情报局指使特工所为。这一说法距离张作霖被炸死已经75年了。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获悉这一文章后对普罗霍洛夫进行了专访，并发回一篇采访报道，介绍了普罗霍罗夫提出的“张作霖被炸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的观点。与《产经新闻》同属一个出版集团的《正论》杂志在2006年4月号上，刊登了采访全文。两篇报道接踵发出后，在中日两国，引起了极大的舆论反响。其中有人推波助澜，亦有人极为愤慨。因为于此之前，张作霖的遇刺系由日本人所为，已然成为了定案。

普罗霍罗夫，是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小说作者。自2000年至2005年，他出版了八本书，主要以所谓的历史揭秘和猎奇为主，诸如《以色列特种部门》《克格勃：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别行动》等。普罗霍洛夫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提出这一“新说法”，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么？据报道，这位小说家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首先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苏联共产党或情报机构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对苏联时代出版的军队领导人回忆录或采访记录，以及对苏联解体后被公开的公文档案等，进行“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这里说得很清楚，普罗霍洛夫自己承认，他没有什么档案，没有什么根据，没有什么证据，他的观点是他个人“分析”的结果，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断。

三洞桥炸车现场

普罗霍洛夫的奇谈怪论正中日本右翼分子的下怀，日本右翼分子拍手称快。这就掀起一股浊浪，似乎张作霖不是被日本军人炸死的，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2006年4月号《正论》同期刊登了日本拓殖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不可解性》一文。藤冈是日本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执笔者。他在文中首先抱怨说，日本历史教科书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是，日本关东军暗杀了张作霖并试图强化对满洲的控制，导致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加剧。藤冈称，他一直就对张作霖暗杀事件怀有疑问，因为日本当时杀了张作霖并不能得到任何利益。但是，假的就是假的，谎言不能永远不被揭穿。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是证据确凿的铁案，任何人也是翻不了案的。

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事件，18年后的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初步揭开真相，25年后的1953年河本大作的供述彻底锁定了作案凶手。75年后的俄罗斯历史小说作者发布奇谈怪论，日本右翼分子妄图翻案。皇姑屯事件发生近百年的历史铁证：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张作霖被炸，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卑鄙的恐怖袭击，袭击者是日本的军人。

参考资料：

1. 徐彻 徐悦著《张作霖：一代枭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2. 程维荣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侵占东北检方举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3. 张氏帅府博物馆编《走进大帅府 走近张作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4. 沈阳市档案馆编《皇姑屯事件档案资料图集》，沈阳出版社2018年出版

5.《日本帝国主义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河本大作笔供）》